人们有理由痛心疾首地感叹中国时下道德沦丧，风气败坏，而这种状况和人们无所适从有一定关系。如果说法律框架有点雏形的意思，道德标准的结构却由于种种原因进入一片混乱。许多“潜标准”“伪格言”“假警句”颇有市场，不仅潜移默化，而且堂而皇之。在《虽然“耍流氓”升级换代为“性骚扰”》一文中，笔者做了一些列举和批判。

　　比如，流传千年、至今没有绝响的“万恶淫为首”一说，就是一则典型的“潜标准”“

　　伪格言”“假警句”。在许多人的心目中，这还是一条理所当然的“真理”，即使说不出口，也在实际心态层面遵循不误。当然，尤其是当做一种标准衡量别人的行为时，才运用得更加充分，也更加理论联系实际。表面上看，它是一条深入人心、有着“诛心”之功效的戒条，是滥交上的“达摩克利斯之剑”。但实际上，它不符合逻辑，缺乏科学分析的依据。

　　“淫”为什么比杀人越货、贪污腐败、蒙骗欺诈、走私贩毒等等更严重，而居于万恶的“首”位呢？当然，本文的重点也不在此，而是想指出、也应当指出：“万恶淫为首”曾是为极权专制服务的意识形态工具，具有“只许州官放火，不许百姓点灯”的专制极权意识形态特色。一种扭曲了价值体系的“潜标准”，在扩大性权和人格不平等的同时，也在助纣为虐。

　　有人认为，这些古代传统保留着也好，总算有一些作用，比如对于腐败贪官的好色，也是一种制约。错了！制约贪官靠制度，如果靠“万恶淫为首”，不仅一点作用没有，而且还给他挪出空儿、留出余地、创造条件。因为，贪官可以利用权力将自己的行为“罩住”，也能将自己所嫖的“鸡”，所泡的妞，所养的“二奶”罩住，使她们觉得受到了权势的“保护”而增强了“安全感”。当弱者在性权方面“憋住”的时候，权爱爱钱爱爱权钱与性的交易就会大行其道。

　　历史上“万恶淫为首”增强了性权不平等，扩大了性权差异，制造“性域”上的“贫富”矛盾，危害社会和谐。

　　历史上的千年一骂--“万恶淫为首”，本来就是起到这种作用的。这样的“道德标准”具有三个明显的特点：第一是帮着男人骂女人；第二是帮着权贵骂贫弱；第三是帮着皇帝骂百姓。总之，是一种恃强凌弱、欺软怕硬、助纣为虐的工具。有史为证：

　　第一，帮着男人骂女人：

　　根深蒂固的“红颜祸水”一说，在性文化中起到“警世通言”的作用。每当男人们做错了事，或每当国家、社会、家庭……出现灾难、凶相、变故、不幸，这时往往会有一个女人，尤其是漂亮女人出现。由男人主宰的历史，有时也像男人一样“好色”、像男人一样“一半是女人”，历史好像一到关键时刻经常会在女人的影子里实现某种转折。而那个留下影子的女人，就成了“罪魁祸首”。说来十分奇怪，花团锦簇的太平盛世，美女可以倾国倾城，羞花闭月，沉鱼落雁，而一旦出了问题，却少不了女人误国，红颜祸水，狐媚惑主。

　　夏桀亡国是因为“荧惑女宠”；商被西周推翻，有个被纣王宠爱的妲己，“唯妇言是听”；西周的幽王为博得褒姒“千金一笑”才“烽火戏诸侯”，以至亡国；吴王夫差被西施色相迷惑，使越王勾践的卧薪尝胆有机可乘；汉初吕后险些断送汉室江山；隋炀帝更是沦于女色陷阱荒淫无度而失国；杨贵妃的妖冶使风流天子玄宗几乎命丧安史之乱；多情的李后主因女人而“一江春水向东流”；宋徽宗耽于声色犬马而沦为金人阶下囚；明朝断送取决于吴三桂“冲冠一怒为红颜”；咸丰“天地一家春”导致慈禧祸国殃民四十年……

　　历史上的“小女子”至少影响了许多大事，打乱江山、断送社稷、改天换地，女人都插了一手；或反过来可曰没有某个女人、某些女人，“历史将重新改写”。

　　如果以为这些历史记载中有谴责或规劝皇上的意思，那就错了。

　　真有那点儿意思也是后人“误读”出来的。仔细看历史的奥妙，都是在灭国或祸乱之后向女人追加认定罪孽的。如果没有变故，或者皇上文治武功都说得过去，又或者在历史排行榜上被评为最佳皇上或优秀皇上的，比如秦皇汉武啦、唐宗宋祖啦等等，皇上该怎么着就怎么着，没人说三道四。

　　所以指责女人和规劝皇上无关，女人是女人，皇上是皇上，罪孽是女人的，辉煌是皇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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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帮着权贵骂贫弱：

　　《太上感应篇》中骂道：“盖万恶淫为首，愚人不知利害，作此罪孽，今试讲种种祸害，指醒迷途--一害天伦：男女各有配偶，这是天定的伦，乱了他，不要讲到他们情义乖离，他的伦，我去乱了，便与禽兽无二，披毛带尾，是无别的，戴帽穿衣，也是无别的么。”

　　中国是“礼仪之邦”，合理的标准是合礼，丈夫有多个妻妾是合“礼”的。如《礼记·曲礼》规定：天子有六宫，三夫人、九嫔、二十七世妇、八十一御妻；诸侯有九女；大夫一妻二妾；士一妻一妾。而《晋令》《唐之律》《明律》等也有类似规定。可是，多少权贵妻妾成群，多少穷人性饥渴与饥寒交迫。别的不说，就说那些光棍、鳏夫，实在憋不住有一点“偷情”行为，甚至冲着动物发泄，都要受到严厉惩处。阿Q跟小尼姑也好、吴妈也好，都没怎么着，可招致连打带骂的胖揍。

　　宋朝主张“存天理，灭人欲”的朱熹，其实在实际行动中“悖天理，张人欲”，也就是一边严厉主张用“灭人欲”扫黄，一边自己犯有严重的作风问题。朱老夫子任提举浙东刑狱时，看上了绝色风尘女子严蕊，但那女子偏偏与时任台州知府的唐仲友相好，朱老夫子上奏皇帝告唐仲友奸邪，又滥用职权关押严蕊，罪名是有伤风化。严蕊得知朱熹调走，给接任的官员送上一首诗：“不是爱风尘，似被前缘误。花开花落自有时，总赖东君主。去也终须去，住也如何住！若得山花插满头，莫问奴归处。”--奴走了，奴不奉陪！要不是这首诗透露出来，朱老夫子比谁都冠冕堂皇地正人君子。

　　可见，朱老夫子不仅自己“富贵思淫欲”，而且还利用职权打击迫害三陪女，可谓虚伪到家。他给那位古代三陪女罗织“有伤风化”之名，挥舞的也是“万恶淫为首”的大棒。

　　第三，帮着皇帝骂百姓：

　　“刑不上大夫，礼不下庶人”。实际上，礼也不上皇帝。在皇帝那里，任何法律礼教都会有惊人的突破。汉武帝遍选天下美女，后宫中嫔妃姬妾多达三千以上。晋武帝后宫中也有数千宫女，平东吴后又纳孙皓宫人数千，姬妾积累到万人。该皇帝虽然没有什么大的作为，但表现出在美女方面卓越的组织能力和凝聚力，在收藏界也算有独到的成就，堪称“美女收藏家”。而且他在宠幸谁的问题上也有独创。由于美女太多，宠幸不过来，就坐上羊拉的车，羊停在哪里，就宠幸那里的美女。但该皇帝这方面的“政绩”被后来者丰富发展，很快就黯然失色，到了风流天子唐玄宗，仅长安和洛阳两地的宫女就超过四万。羊拉车的方式肯定跟不上时代的步伐，于是发明了“宠幸彩”，就是设下彩局，美女们撸胳膊挽袖奋力摸彩，一旦中彩，即可荣享万人中之幸事。所谓“万幸”“万幸”，万岁之宠幸者也、万人中之获幸者也。因此，唐玄宗不仅对中国语言学有一定贡献，对中国古代社会博彩事业的发展也做出了重大贡献。

　　尽管统治者如此，但好像算不上“淫”，否则，《太上感应篇》归结的害人害己的“十二害”，岂不是犯上作乱？十二害只害百姓，不害达官和皇上。如果说，衡量是否为“淫”的标准是看是否合乎“礼”，其实皇上早就超乎“礼”，而且其“淫”的程度是万民所无法企及的，绝对是淫之顶端、淫之魁首，但还没见到哪个历史上的史学家、道学家实事求是，说一句“万恶皇为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