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1978年“性解冻”至今，国人对性仍闪避。公开谈性不受待见，性博物馆月均访问仅十几人；惟文艺冠名方敢大方，性文化节观众爆棚。好奇又害羞，中国人究竟在纠结什么？

孟子说：食色，性也。但是直到改革开放很久以后，提到“性”这个词，中国人仍是“谈性色变”。性话题在中国文化里一直是一个禁区，长久以来，谈性色变的恐慌让国人对性讳莫如深。面对孩子“我从哪里来”的疑问，家长大多会以“街上捡来的，山上刨来”等方式转移话题。而学校虽然开设了生理卫生课，但是授业方面孜孜不倦的老师，受传统习俗的影响，并不能真正解开学生身体的迷惑。国人为何“谈性色变”？这还得从古代的性禁锢溯源。

其实，中国文化并不是从一开始就对性采取禁锢的态度。在唐朝以前，中国社会始终对性采取自由和宽松的态度。对性的禁锢，是从宋朝开始的。

唐朝以前的性自由和性开放

唐朝以前社会对性的态度总体是宽松自由的，但是对性的态度可以细分为两个阶段：原始社会到秦汉时期和秦汉时期到唐朝。

在原始社会到秦汉时期，社会对性的态度是自由的、开放的。在原始社会初期，人类没有任何性禁忌，中华各个民族流传下来的兄妹成亲的神话可以证明这一点。后来，人类在长期的生活实践中逐渐意识到性行为对群体生存能力的影响，感觉到没有任何约束的性行为会伤害群体的利益，于是从群体和社会发展的需要出发，开始对人们的性行为加以干预，这样便有了最初的性规范。最早是禁止父母和子女之间的乱伦，然后是禁止兄弟姐妹之间的性行为，再以后就是禁止同姓人之间发生两性关系，对于违反者会给予相应的惩罚，直至处死。这些性规范，以习俗、道德、法律的形式固定下来。有了这些性规范，人类的种族质量提高了，生存能力加强了。对性的限制是人类社会发展的必然，也是社会的进步。

在那个时代除了性规范禁忌的那些范围之外，男女之间的交往、恋爱和性爱活动是比较自由的。周代实行的政策是“内无怨女，外无旷夫”，这个政策说得简单些就是及时婚姻，让每个男女都有自己的性生活。《诗经》160篇“国风”中，有很多的篇幅从不同角度反映了当时社会的性爱生活和男女性爱活动，这些诗篇情感诚挚而热烈，笔触坦率而大胆。孔子对《诗经》中这些描写男女性爱活动的诗篇的态度是肯定的，所以他说：“诗三百，一言以蔽之，思无邪。”在孔子肯定《诗经》的同时，也表明了孔子本人和那个时代的开放态度。

秦汉时期是封建礼教开始发展的时期，从秦始皇开始，统治者就开始以封建集权的行政、法律等措施大力推行男女之规和女子的贞节。后汉时期，著名才女班昭的《女诫》系统地提出了女子“三从四德”之仪，为整个封建社会压迫妇女定了基调。以“三从四德”为核心的封建礼教似乎从此开始一直维持到近现代。

在唐代，性爱是文人墨客笔下追求的美的意境。李白在《寄远》十二首之七和《对酒》中有这样的诗句：“何由一相见，灭烛解罗衣。”“玳瑁筵中怀里醉，芙蓉帐里奈君何。”元稹在《会真诗》中描绘得更是细腻：“转面流花雪，登床抱绮丛。鸳鸯交颈舞，翡翠合欢笼。眉黛羞偏聚，唇朱暖更融，气清兰蕊暖，肤肌玉肌丰，无力慵移腕，多娇爱敛躬。汗流珠点点，发乱绿葱葱。”

唐朝把中国农耕文明推到了鼎盛时期，是中华民族辉煌的年代，是中国文化灿烂的时代。当时的婚姻相当开放，婚姻的结合有一定的自由，婚姻中性爱的成分很多，婚姻的解除和再婚是很自然的事情。武则天作为一个有才华、有作为的皇帝，她的婚姻生活已成为影视文学作品的内容，由此也可以窥见一斑当时宽松的性规范。

　宋朝以后的性控制

宋朝理学是中国传统文化思想的一个极其重要的部分，成为此后800年间影响古代中国社会生活的一种重要精神力量。其关于性爱的主要内容有：男女大防。“男女授受不亲”是其基本的规范。其实质就是防止男女自由交往、自由恋爱和自由成婚，并形成了两性间疏离、隔绝的心理。于是，就有了“垂帐诊脉”之法，也有了五代时的“寡妇断臂”和元代“乳病不医”的故事。在当时的人们看来，体肤被男人看见，就是被玷污，为此可以付出生命的代价。

女子贞节。“饿死事小，失节事大”是宋朝著名理学家程颐提出的论调，后经理学集大成者朱熹倡导和朝廷的肯定宣扬，于是贞节观在社会上开始泛滥。在清人修明史的时候，发现的节烈传记“不下万余人”，其中死得最为惨烈的竟有308人。

存天理、灭人欲。程朱理学努力追求的是对人的精神控制，达到禁绝人的欲望，从而达到稳定社会秩序的目的。所以在当时，人的性需要处于空前压抑和禁锢的状态，女子所受的压迫和束缚达到极限，人性严重被扭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