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食色，性也。”两千多年前出自孟轲老夫子的这句名言，至今仍为现代人所不断引用。尤其是在向性禁锢开战时，这句话更是成了锐利的武器。然而，这句话只道出了一个基本事实，缺乏更深刻的思考。食欲和性欲，不仅人有，其它动物也有，而且似乎比人更强烈。但同样作为本能，人和动物却有截然不同的区别。动物完全依照本能行事，人却要让自己的本能接受理智的制 约。假如动物“赴宴”，它们会不管三七二十一，大快朵颐；而经过数千年的文明进化，人类形成了自己特有的社会行为规范，一般情况下，宁肯一时饿肚子也不会轻易打破。

　　从本能的角度来说，“食”（吃饭）是为了维持生命，“色”（交配）则为了延续生命。如果说，对这两个本能的反映，在“食”方面，人和其它动物没有什么根本区别的话，在“色”方面却大相径庭。一般的高等动物通常只在一天、一月或一年的某个时期有性的欲求，也就是说，有固定的发情期，过了这段特定的时间就绝不会有“非礼”之举。作为万物之灵的人类却非如此，他们的发情期消失或已经不明显了。人类对性的要求成了“全天侯”的——只要身体条件和环境允许，在性成熟后的人们不分昼夜、日月和季节，过性生活的欲望随时都可以迸发出来并付诸实现。有人统计过，一对白头偕老的夫妻，一生中会过将近3000次性生活（爱爱如果响应“一对夫妻只要一个孩子”的号召，2999次性生活就不像其它动物那样单纯为了生育。

　　2999比1这个比例不可能十分精确，因为性生活的频次因人而异，其间的差距难以量化。但这一比例却有力地说明，人类的性生活肯定别有目的。

　　那么，这个目的是什么呢？或者说人们在性生活中究竟是要得到什么呢？

　　我们还是通过与其他动物的比较，来找出这一问题的答案。生物越是低级，追求生殖的性本能就越强烈。有些低级生物甚至根本没有实质性的性活动，而是通过体外排精、排卵来完成其繁殖过程。相反，越是高级的动物，性敏感区就越大，也就越追求性的快乐。人类尤其如此。早在１９世纪，弗洛伊德提出了“唯乐原则”这一人类性行为的动机。他在《精神分析引论》中写到：“我们整个心理活动似乎都是在下决心去求取欢乐，避免痛苦，而且自动地受唯乐原则的调节。”弗洛伊德认为人的心理结构的深层，有一个无意识系统，储藏有力比多能量，即性本能及其发泄欲（兽欲）。这种动物性的性发泄欲只认识、遵循一个原则，即“唯乐原则”。因为在力比多能量的释放（满足性欲）中，人会获得快乐，它仅仅理会快乐。人为了获得快乐，总是迫切地寻求让力比多伺机释放。近年来，弗洛伊德的这一理论得到了越来越强有力的支持，也得到了充分的科学论证。

　　20世纪末期以来，人类社会的性观念发生了许多革命性的变化：后工业社会的到来，使人们从繁重的机械化劳动中摆脱出来，开始拥有更多的闲暇；越来越多的人口不再受贫困的威协。这些变化也反映在性生活方面。弗洛伊德等一大批心理学和性学大师的人类性理论，对性道德产生了无与伦比的影响。相对自由地表达性需求成了普遍追求的风尚，性的快乐成了一种新形式的消费品，过去那种苛求的“存天理、灭人欲”的性伦理观念受到毁灭性的打击。避孕措施及其工具的精益求精，使得人们在尽情享受性的欢乐之后，不必有生理和社会责任方面的后顾之忧。而伴随社会进步出现的妇女解放（女性主义）运动，带来了妇女社会地位的普遍提高，增加了她们接受教育和经济独立的机会，其角色渐渐扩展到家庭之外，因而女性在性活动方面大大减轻了对男人的依附感和从属感……其结果是，越来多的人开始接受这样的观点：性快乐是性生活的直接目的，充分发泄、享受性快感是性生活的直接追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