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么，对当代性道德构成根本否定的婚外性行为，其合理性可否得到确认？我的回答是，婚外性行为的合理性存在于历史之中，不在现实世界里。

　　的确，性行为与婚姻之间并不具有天然的联系。在婚姻作为一种社会现象存在之前，性行为已经作为人的自然本能而存在。性行为本质上是一种生理行为，只不过是人们赋予了它的道德意蕴。如果我们的社会规定“握手”只能在夫妻之间发生，那么当一个女人被发现与丈夫以外的男人握手时，她的羞耻感就会象今天的女人被发现通奸一样强烈。而实际上，我们的社会不仅允许男女之间握了手，在西方还可以接吻和拥抱。所以，只要社会允许人们把性行为作为一种情感交流方式在普通人身上表达，它就会像握手一样为人们所理解。早期的原始人并不知道性行为与生育之间的关系，自由的性行为仅仅只是一种享乐方式并被人们所崇拜。人类从群婚制过渡到一夫一妻制，也绝对不是为了减少自己性行为自由，它旨在避免血缘婚姻导致的人口质量的下降，或者为了明确父母与子女之间的责任关系，恰如米歇尔-福柯所说：“从传统上看，性活动与婚姻的联系是根据养育后代的必要性建立起来的。”[7]其实，历史上的许多地区，即使在实行一夫一妻制以后的相当长一段时间，也仍然保留着多边爱爱自由。只是在进入阶级社会以后，统治者为了有利于自己的统治，才把性行为固定在夫妻之间，并将夫妻以外的性行为视作非法和不道德，但这种限制更多地只是局限于女人，男人的性权利因娼妓的合法存在被延伸到了婚姻之外，统治者更是通过三宫六院放纵着自己的性生活。可以说，直到新中国成立前，婚外性行为在男人世界里一直是事实上的存在，按照黑格尔的辩证法，它具有某种历史合理性。

　　然而，婚外性行为的合理性在当代社会却无从寻找。在性病与艾滋病对人类健康构成巨大威?的现实背景下，对婚外性行为的宽容无疑是对人类健康的反动。以牺牲人类健康的方式寻求性愉悦，于人类显然不是明智的选择。虽然有人认为良好的性卫生习惯可以有效避免性病与艾滋病的发生，但这至多是一种理论上的假定，现实生活中，并不是每个人都讲究性卫生，也不是每个人都有条件讲究性卫生。何况婚外性行为的泛滥势必导致大范围的家庭解体，这无疑是对孩子的反动，中国的国情不会容忍做父母的为了一己之悦让自己的孩子承受家庭破碎之苦，政府更不会允许家庭破裂威?到社会稳定。当今的社会应该也只能相信：婚姻才是“社会为性爱关系准备的正统装置”[8]这就是说，企图以否定性道德来摆脱性道德对婚姻的困扰，至少在当代中国不具有现实性。